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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岳：秦漢與羅馬，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
第六章 基督國教
（一）“上帝之城”與“人間之城”
西羅馬帝國最后150年的主旋律，是基督教。
羅馬帝國晚期，由于本土多神教沒有嚴肅的道德規(guī)范，羅馬社會的享樂之風毫無節(jié)制?；橐黾彝ブ贫韧呓?，國家居然要靠立法來對獨身施以重罰，要靠公務(wù)員升職來對婚內(nèi)生子予以獎勵。多神教從宗教變成了娛樂[45]。富人花錢祭神，民眾參會取樂，有事求神，無事享受。
原始基督教源于中東巴勒斯坦，是“漁夫和農(nóng)人”的樸素宗教。當羅馬國家對底層貧民、孤兒寡母、殘疾病人不聞不問時，只有基督徒們竭盡全力去養(yǎng)老存孤，去訪貧問苦，去照料瘟疫死者。再往后，不光是平民，有點理想追求的精英都開始信基督。許多貴族與富豪不惜辭官去職、散盡家財去追隨教會、救濟苦難[46]。
多神教以宗教寬松為傲，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，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，多元缺一體；基督教卻紀律嚴明，在邊遠城市和蠻族地區(qū)建立了基層組織，在軍隊與宮廷中也發(fā)展了大批信徒。他們是上帝之國的兄弟，不是塵世之國的公民。他們拒絕服兵役，拒絕任公職，在羅馬的軀體內(nèi)形成一個日益壯大的“隱形國家”。
萬神殿，位于意大利羅馬。始建于公元前27年，為古羅馬時期宗教建筑。羅馬以宗教寬松為傲，萬神殿里供奉著一萬個神靈，但不同神靈的祭司各自為政，多元缺一體。
對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精神力，羅馬起初感到恐懼，進行了300年屠殺迫害。公元313年，君士坦丁大帝轉(zhuǎn)而懷柔，承認基督教合法。公元393年，狄奧多西皇帝正式確立基督教為國教。
羅馬為什么要以基督教為“國教”？有史家說，是為了爭取下層民眾和平民士兵的支持。還有史家說，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絕對皇權(quán)。不管是哪一種，羅馬皇帝們的愿望都落空了。
公元354年，羅馬的北非行省一個羅馬官吏家庭，誕生了一個孩子。他接受了純正的希臘羅馬精英教育，最愛維吉爾的史詩與西塞羅的政論，精通新柏拉圖主義的慧辯，成年以后在皇帝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內(nèi)當演講家，私生活也是羅馬風格，14歲就和一名底層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。當他少年時第一次閱讀《圣經(jīng)》時，因其語言簡陋而斥“這部書和西塞羅的典雅文筆相較，真是瞠乎其后”。多年后再讀《圣經(jīng)》時，他卻經(jīng)歷了一個無法言說的“神啟時刻”，從此變成了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。他用已學成的希臘羅馬知識，將基督教原始教義發(fā)展成包含原罪、神恩、預(yù)定論、自由意志等思想的龐大的神學體系。中世紀幾乎所有的西方神學，都是給奧古斯丁做注腳。
《希波的奧古斯丁》，1645-1650，菲利普·德·尚佩尼，布面油畫，縱78.7厘米，橫62.2厘米，現(xiàn)藏美國加州洛杉磯藝術(shù)博物館，描繪手握羽毛筆與燃燒的心、凝視真理一詞的圣奧古斯丁。奧古斯丁是羅馬帝國末期基督教神學家，在極大發(fā)展基督教神學的同時強烈批判了羅馬文明。
公元410年，羅馬被西哥特首領(lǐng)阿拉里克攻破，被洗劫三天三夜。羅馬民間認為這是拋棄了本土多神教而信奉外來基督教所遭致的“報應(yīng)”。奧古斯丁拍案而起，寫了《上帝之城》予以駁斥，徹底否定了羅馬文明。他說羅馬建城的羅慕洛斯殺掉兄弟而得國不正，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敗亡的種子。羅馬的太陽神、戰(zhàn)神和美神沒能阻止羅馬人道德敗壞，也并沒有抵擋蠻族入侵，毫無用處[47]。他引用西塞羅《論共和國》，指責羅馬從來沒有實現(xiàn)正義，從沒實現(xiàn)“人民的事業(yè)”[48]，因此不是共和國，只是一個“放大的匪幫”[49]。他全盤否定了早期羅馬的愛國、節(jié)制、審慎、堅忍等美德，認為只有基督教的信、望、愛才是，所有的榮耀應(yīng)該歸于上帝。
《西哥特人入侵羅馬》，1890。描繪公元410年8月24日“永恒之城”羅馬在西哥特人的進攻下陷落，遭到西哥特人大肆破壞劫掠的場景。
奧古斯丁最后總結(jié)說，羅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，基督徒最終的期許是上帝之城。而教會正是上帝之城的代表。
（二）“國家之惡”與“國家之善”
奧古斯丁為什么稱羅馬國家為“匪幫”？考慮到羅馬帝國如同“控股公司”的組織形式，考慮到長達200年亂軍分肥的中央政權(quán)，考慮到上層精英對于底層人民的拋棄，奧古斯丁用“匪幫”形容晚期羅馬可能有一定原因。
但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看，羅馬再不好，也是母國。恨其腐敗，難道不應(yīng)該先去改革制度重塑精神，使之再次成為一個公義的國家？外族入侵時，難道不應(yīng)該先投筆從戎捍衛(wèi)家國，等天下太平后，再去追求宇宙真理？怎么能在尚未盡到改造國家責任之前，就全然拋棄打倒。說到底，基督教雖被羅馬奉為國教，但從未與羅馬血脈相連。
這是漢朝與羅馬又一不同之處。一方面，儒家政治的道德倫理嚴格于羅馬多神教，“鰥寡孤獨皆有所養(yǎng)”是從政者的天然責任；另一方面，法家的基層治理遠勝于“控股公司”，不管是精英還是人民，從不認為“國家是非正義的匪幫”。這不是靠說教能達到的，只有在現(xiàn)實中見過“好的國家”，人民才會擁有長久記憶。
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(fā)展。因為儒家敬鬼神而遠之，以人文理性立國，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。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，都必須褪去非此即彼的狂熱，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。與基督教傳入羅馬的同時期，佛教傳入中國。但中國對佛教不像羅馬對基督教那樣輕率，要么屠殺鎮(zhèn)壓，要么全盤接受，而是產(chǎn)生了中國化“禪宗”。
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于國家。因為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脫離人間而存在，中國的天道卻要在人間實現(xiàn)才算數(shù)。國家有難時，“遁世”才是“非義”，“以遁世為非義，故屢退而不去；以仁心為己任，雖道遠而彌厲”。因為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一體。儒家的“教會”就是國家本身。在儒家精神浸潤下，中國化宗教都對“國家價值”有著深刻認同。道教一直有著致天下太平之藍圖，佛教也認為當政者治理好國家的功德絕不亞于當一個高僧。
國家觀念外還有哲學觀念?；浇讨暗南ＥD哲學既注重個體也注重整體。但經(jīng)中世紀一千年的神權(quán)壓制，導(dǎo)致宗教改革后的“個體意識”反彈到另一個極端，此后的西方哲學執(zhí)著于“個體意識”和“反抗整體”。中華文明從不曾以宗教立國，沒有神權(quán)壓迫，也沒有對個體的執(zhí)念，所以中國哲學更關(guān)注整體。
自基督教與羅馬國家分離之后，殘存的羅馬知識分子，不再背誦維吉爾和西塞羅，劍術(shù)和《圣經(jīng)》變成了進身資本，主教職位更能獲取地位權(quán)勢。羅馬的地方貴族，也不追求“光復(fù)羅馬”，而是就地轉(zhuǎn)化為新的封建地主。羅馬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得以繼承。羅馬之后再無羅馬。
中國東漢末年大亂不下于羅馬。上層宦官外戚奸臣黨爭輪番權(quán)斗，基層百萬黃巾軍大起義。此時，在朝堂上，總站著一批楊震、陳蕃、李膺、李固、范滂這類的忠臣士子，不顧身家安危，最后死無葬身之地。在草野之中，總生出一批桃園結(jié)義劉關(guān)張之類的販夫走卒，主動為國家興亡盡匹夫之責。這是中國士民的主流。歷史上出現(xiàn)的諸多昏君亂臣，從未阻斷過這一主流。這一主流，雖沒能改變兩漢滅亡的結(jié)果，卻始終高懸出一個價值觀。任何逐鹿天下之人，都必須遵守這一價值觀。士民信仰倒逼著英雄選擇。
有人說，中國哲學中沒能產(chǎn)生西方獨立自由，是重大缺陷。實際上，現(xiàn)代西方政治中把“國家當成惡”的“消極自由”精神，不是來源于啟蒙運動，而是來源于基督教中“上帝之城”與“人間之城”的分離。“羅馬國家”被視為惡。到最后，天主教會也被視為“惡”而被宗教改革攻擊。除了上帝之外，在“眾生皆罪人”的塵世間，沒有任何由“人”組成的機構(gòu)有資格領(lǐng)導(dǎo)其他人。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(chǎn)權(quán)的“有限政府”，到盧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“社會契約政府”，再到亞當·斯密只能做“守夜人”的政府，都是為了防范“國家之惡”。
而中華文明是相信“國家之善”的。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，只要見賢思齊，化性起偽，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，建設(shè)成一個更好的國家。
編輯：周佳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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