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自己也十分重視荀子，多次帶學生系統(tǒng)研讀《荀子》文本，還在2013年寫過一篇《賢能政治：儒家政治哲學的一個面向——以〈荀子〉的論述為例》。在我看來，荀子所處時代，處于許倬云先生所提出的“新型國家”建立的前期。判斷一個思想家的偉大程度，要看他能否對自己所處的重要的歷史轉(zhuǎn)折關(guān)頭有清醒的認識，并建立起獨特的“歷史意識”。荀子肯定屬于這樣的人，他極大地豐富了儒家思想的層次性。

為了在其“歷史意識”中貫徹儒家的價值觀，荀子認為“君子必辯”(《荀子·非相》)。他批評墨子太注重功用，批評惠施、鄧析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禮儀”(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)等等，同時，他還必須反思儒家內(nèi)部不同的思想傾向。引人關(guān)注的是荀子也批評了孟子和子思，認為他們“略發(fā)先王而不知其統(tǒng)”，指出孟子、子思之言會令人誤解為孔子之意而貽害后人。

在荀子這里，他對儒家傳統(tǒng)當下意義的認識集中體現(xiàn)在“先王之道”和“法后王”這個議題上。有人說，強調(diào)先王是儒家的傳統(tǒng)，而“法后王”則是荀子的創(chuàng)見。或者可以說“法后王”是荀子試圖處理在堅持“先王之道”的前提下儒家如何進行“現(xiàn)實性變通”，也就是說，要“修百王之法若辨黑白，應當時之變?nèi)魯?shù)一二”（《儒效》）。荀子提出了“效能性”的標準，即以不同的效能來區(qū)分“儒”之成色。

作為傳經(jīng)之儒，荀子當然了解先王之道的核心價值，但身處齊、楚這樣的爭霸之國中，尤其是主持稷下學宮這樣的辯論中心，荀子具有比孟子更為接地氣的現(xiàn)實關(guān)懷，他不再否定諸侯們保衛(wèi)自己領(lǐng)地的努力，他也不再拒絕承認功利目標的合理性。的確，在那個時代氛圍中不能帶來現(xiàn)實福利的儒家理想必然會被時代所拋棄。

荀子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(zhàn)即是秦國，該如何理解這個迅速發(fā)展起來的、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創(chuàng)新或吸收別國創(chuàng)新成果的國家呢？雖然我們并不能在《史記》的荀子傳記中看到他入秦的記載，但在《荀子》中我們則可以看到他與秦有關(guān)的記載。首先在《儒效》中記載著他與秦昭王的對話。秦昭王直接對他說，儒家對于治國沒有幫助。類似的質(zhì)疑我們在商鞅游說秦孝公的時期已經(jīng)見過了。但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樣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，而是強調(diào)儒家具有在朝美政、在野美俗的“效果”。儒家對于自己的道德品質(zhì)有內(nèi)在的要求，這使得儒生不會被貪邪之道所左右，必然會成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。不過秦昭王接著問了一個關(guān)鍵的問題，即儒家若成為一個“人上”該如何要求自己。在回答這個問題時，荀子雖然強調(diào)了禮法并重的意思，但更為強調(diào)了儒家理想的一面，他堅持認為政治合法性來源于王道，而非暴力獲取，“行一不義、殺一無罪而得天下，不為也。”很顯然，在荀子這里，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，要治理天下，必須以天下為公的態(tài)度，推行王道政治。

在《強國》篇中，記載了有人問他對秦國的認識，這可知荀子對秦國的秩序有其親身經(jīng)歷。(對此過程，潘岳先生做了文學化的描述:“公元前269至262年之間，60多歲的荀子，一邊觀察一邊記錄，穿過秦國座座鄉(xiāng)邑城鎮(zhèn)，一路走入了都城咸陽?！?荀子回答說：秦國地理環(huán)境優(yōu)越，物產(chǎn)豐富，是“形勝”。而“觀其風俗，其百姓樸，其聲樂不流污，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順，古之民也”。認為百姓的生活方式簡樸有古風，尤其是對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現(xiàn)，大加贊賞，認為他們恭儉、敦敬、忠信。士大夫則能夠“公私分明”，不比周，不朋黨。朝廷也有決斷力，從治理國家的方式上看，秦國可以作為一個表率。但是，若從更高的標準來看，亦及從“王者之功名”的角度，則秦有所欠缺。荀子特別區(qū)分了一般性的治國和王天下的差別，也就是若你只是要建一個強大的國家，那么采用霸道等手段也可以，但要平天下，則需要純粹的先王之道的標準，這是秦國之所短。

的確，秦國采用耕戰(zhàn)的方式擴大領(lǐng)土、組織生產(chǎn)，破除等級制度，鼓勵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得社會地位，這都是秦國統(tǒng)一六國的重要制度創(chuàng)新的優(yōu)勢，但要“一天下”，讓天下人歸往，則需要“價值的感召力”。秦二世而亡，體現(xiàn)了荀子的眼光，也就成為漢儒試圖以儒為主統(tǒng)合百家而建立德主刑輔的社會秩序的濫觴。

荀子被后世儒家詬病的地方，除了他主張性惡論之外，就是他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弟子：李斯和韓非。司馬遷說李斯、韓非曾經(jīng)跟荀子學“帝王術(shù)”，這應該是荀子在楚國的時期。因為李斯覺得楚國難以實現(xiàn)他的理想，而六國則顯出了衰敗之相，所以他辭別荀子，要去秦國尋找機會。在辭別之時，李斯也體現(xiàn)出他對于“歷史時刻”的認識。他說：他必須把握住一切機會。在秦國要吞并天下的時候，也是布衣之士發(fā)揮其能力并獲得成就的好時機。他說，這個社會普遍看不起卑賤之人，鄙視窮苦之士?！熬锰幈百v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惡利，自讬于無為，此非士之情也。故斯將西說秦王矣。”由此可見，李斯之游說秦王，一方面是他看到秦國為了其大目標需要吸納大量的人才，另一方面，則是要改變自己的處境。

李斯和韓非都是對“歷史時刻”有充分認識的，韓非推進了荀子的歷史觀，并否定了荀子的“先王之道”，他提出“上古競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謀,當今爭于力氣”。認為先王之道對于上古可能是適用的，但在這個競爭時代，主要靠“力氣”。韓非雖為秦始皇所欣賞，但他并沒有獲得治國之機會，而李斯抓住了將他的“歷史意識”現(xiàn)實化的“時運”。在秦統(tǒng)一六國之后，如何確定國家治理體制的爭論中，有人主張恢復分封制，而李斯并不認為基于血緣的封建秩序能夠“持續(xù)發(fā)揮效能”，所以主張實行郡縣制。李斯說：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，然后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(nèi)賴陛下神靈一統(tǒng)，皆為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(shù)也。置諸侯不便?！鼻厥蓟式邮芰死钏沟慕ㄗh，認為天下初定，如果再分封諸王，則會為未來埋下爭戰(zhàn)的禍根。大一統(tǒng)的政治格局最終形成。

李斯和韓非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，他們更為相信權(quán)力（勢）和術(shù)（御下之術(shù)）在統(tǒng)治中的作用，而否定了道德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意義。實踐證明了這樣的政治秩序的脆弱性，而從某種程度上看，漢儒是對荀子的儒家現(xiàn)實主義的回歸。我們并不能將荀子的隆禮尊法看做是儒法的合流。從某種意義上，秦以后的列朝，雖然大一統(tǒng)的秩序得以建立，但其核心的理念則是“國”為其根本追求，而“平天下”只是一種虛設(shè)而已，或者只是家天下的一種“掩護性表述”。由此，若我們要從荀子的角度來重建儒家的理想，則需要重溫荀子對于“國”和“天下”的區(qū)分，因為對于“平天下”者，我們則依然要堅持“道德理想主義”，在此一點，孔子和孟子、荀子則是一脈相承的。

荀子在《正論》中說：“曰：國，小具也，可以小人有也，可以小道得也，可以小力持也；天下者，大具也，不可以小人有也，不可以小道得也，不可以小力持也。國者，小人可以有之，然而未必不亡也，天下者，至大也，非圣人莫之能有也。”我們現(xiàn)在正經(jīng)歷新的“歷史時刻”，這個時刻即是在全球化時代如何理解中國的“歷史使命”，這就要求我們突破“小道”“小力”，而追求人類之公共福祉。荀子相信圣人可學而致，我們每一次對于自己的局限性的突破，都是對天下情懷的接近。而如果沉淪于依賴于術(shù)勢的統(tǒng)治術(shù)，則是“坐井觀天”的自縛之道。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、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）